作者: admin
如果说，高考是一场准备充分的战役，那么报志愿这件事，对很多考生来说，或多或少都有些临急抱佛脚的意味。
上考场之前难以分心考虑，放榜之前无法过多计划，真正能为“未来去哪儿”谋划一番的时间，其实也就这几天。
时间紧、任务重、选择多，选专业犹如开盲盒，每个没有充分计划的选择都要赌人品，想吃后悔药的人每年都如过江之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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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一年后，回想起图书馆常去的位置，邓维刚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56、57号，准备博士的毕业论文时，近一年的时间，他在这两个位置上变换着学习，每天超过8小时。
那是 20 多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，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。除毕业论文，博士毕业的条件还包括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。比起在核心期刊发论文的厮杀，很多博士认为毕业论文简单很多。
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量，还得尽量多。因为毕业后想找到高校和研究所的工作，就必须在读博期间多在专业内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，“那样简历上才有东西，首先看的就是你在哪里发过论文，有几篇。”
写论文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苦修。许多博士像邓维刚一样过着日复一日读书、写论文的生活。有些人为憋论文，坐得久了得了痔疮。
杨旭是邓维刚的师兄，写博士论文时甚至大病一场。杨旭录取博士研究生时已经工作5年，已经成家有了孩子，这意味着读博期间，他要背负养家和毕业的双重压力。
他不敢浪费时间，每天早上八点多起床，“一睁眼就想着将来要去哪儿。”杨旭说。一整天，他大都在寝室盯着电脑看文献，看屏幕看得眼睛疼了，就把文献打印出来继续看。看够了，就写。一直到深夜一两点入睡，醒来后重复前一天的日程。读到博二，杨旭在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，过了三年，他发了四篇核心期刊，毕业了。
勤勉帮助杨旭顺利毕业的同时，磨损掉了他的健康。
毕业论文写到一半时，杨旭突发腰疼，他勉力爬到上铺休息。情况没有好转，他给同学打了求救电话，“我可能出大事了”，同学们很快到他的寝室，把杨旭抬到了校医院。校医院的医生一看，果断地将他转院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。在医院做核磁共振时，杨旭看到一旁的医生表情特别严肃。他顿感不妙：“完了，还有机会见到孩子吗？”
直到诊断大夫说没事，杨旭才舒了口气。医生说，他是急性骨膜炎，疼起来要命，但不会真的危及生命。他需要好好休息，不能操劳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杨旭回家躺了一个月。
“很多人腰有问题，脖子有问题，真是这样，你想留在北京，你就得这样”。在翟军的理解中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，砸时间仅是最基本的要求。翟军写一篇大概1万字的论文，需要有60到70条的注释。有一篇论文，翟军改了半个月，改了七稿。“写一篇论文可能一个月，但改也要一个月，写论文是个非常枯燥的事情。”翟军说。
论文改完，熬人的过程也不会结束。等待发布是下一轮煎熬。翟军投过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，等了整整12个月才发出来，“比医院做手术还难排，有的甚至排两年”。
发论文阶段，核心期刊竞争强度大是博士生们共担的压力。
韩立新是一名主动延毕的博士生。他拿人文社科刊物举例，核心期刊一是高校学报的社科版，一是各省社科院的刊物，还有一种是专业刊，比如《中国法学》，“而法学领域的专业刊非常难打”，韩立新说，学法律的人太多了，这些刊物博士和讲师、副教授一起竞争，谁写得好收谁的，“或者说，你有点关系。”
韩立新研究的领域比较传统，论文叠论文，已有的研究成果满满当当，但韩立新说自己有天突然开窍了，另路突击，在当下时新的科研伦理方面结合自身专业发了两篇C刊，而专业领域内，韩立新亦有一篇论文得以发表。
根据教育部公布的《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邓维刚入学的那年，全国招收博士生10.52万人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毕业，教育部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全国高校共招收了9.55万博士生，正常的三年学制后，毕业的博士生为7.2万人。
做了7年律师后，梁春爽决定读博。她热爱学术，最后又主动选择“挂掉”。梁春爽爱刑法学，但在论文选题上，她关心的选题无法被通过，而那些热门的数据安全、元宇宙的刑法规制等题梁春爽又觉得没意思。母亲很是担心，曾问梁春爽：“博士是你真心想去读的，不是为了混文凭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博士学位？你把律师证看得比命还重，有没有想过一句话你就再也不可能做律师了？”
“如果不能发声，要这个文凭和律师证干什么？”她这么想，但摆在她眼前的现实问题是，因为她不愿意写那些没意思的题，论文发表的数量不够，她只能延期毕业。
能否顺利毕业，论文之外的重要因素是导师。特别是理工科专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