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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滴顺风车杀人案，是一次恶的极端爆发。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无疑是施害人本身，这是无法根除的社会治安矛盾，但其能得以在短期内连续爆发，不仅反映出平台方对安全事故的漠视，也反映了国家机构在面对滴滴这样的互联网“巨兽”时，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、管理和制衡机制。 2018年8月24日，在空姐遇害案刚过去三个多月，温州乐清女生在白天乘坐滴滴顺风车遭性侵和杀害。和此前空姐一样，这名赵姓女生也是20岁出头。她在下午1点半乘顺风车从乐清飞虹南路至永嘉上塘路；2点10分她给好友发微信说“司机开的山路没有一辆车，有点怕”；15分，她又在给另一名好友的微信中说“救命、抢救”，随后电话关机。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后，对方供认了强奸和杀害的事实
这是一次全民关注的互联网公司大型恶性事故，事件发生后舆论一边倒声讨滴滴。媒体、公知对滴滴口诛笔伐，认为滴滴本有可能遏制这起事故的发生，但由于平台在前一天接到乘客投诉电话未予处理、滴滴在警察问询时拒绝第一时间配合，再加上滴滴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，把下线的乘客头像和标签又悄然恢复，以上这些皆导致今天滴滴处在创建以来舆论声势的最低点。 滴滴当然有责任，但并不是唯一的责任方。这起事件是包括平台方、监管方在内的多重灰色地带叠加导致的悲剧。 社交的灰色地带 事件发生后，也有一种相对微弱的声音是，奸杀案是社会问题，责任不该由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承担。就好比一家餐厅里发生了恶性事故，不会有人觉得餐厅老板要来担责。但一位接近滴滴管理层的人士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说，滴滴需要承担责任，滴滴顺风车的问题在于：第一，它是引导性的；第二，它是营利性的。 有媒体梳理了滴滴顺风车的营销海报，有不少颇具挑逗和暗示性的字眼，比如“我们约会吧”、“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动相亲盛会”、“浪漫的遇见”、“你有短裙、我有暖风”，同时配有男女互相倾慕的图片，其甚至鼓励女生坐到副驾驶座，说“司机可能是你未来的男朋友”。滴滴顺风车事业部原总经理黄洁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“非常sexy的场景”也被放大。 这样利用人性弱点来获客的方式，在互联网产品中并不少见。比如早期的陌陌、微信，甚至Facebook，都曾在这样的灰色边缘试探。但当完成早期用户获取，平台不断长大，其必须要做的是“洗白”。今天哪怕是陌陌都不会再以约会场景作为营销手段，陌陌给自己的定位是——泛娱乐泛社交平台。 但相比以上产品，顺风车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和敏感。上述接近滴滴管理层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，顺风车会将男女突然放进一个密闭空间里，而且大概率存在的情形是——男性对此有动机、有计划，女性无目的、无防备。这和在社交场景中不同，社交场景往往是双方达成协议才会线下见面，动机是双向的；而顺风车直接把两个陌生人放进密闭空间里，风险系数更高。 顺风车不同于快车和专车，后者政策管制更多、司机也以全职为主，司机的诉求更为明确——赚钱养家糊口。顺风车游离在政策管制的边缘地带，平台方不需要审批、备案，驾驶员资质审查不严格，司机的盈利诉求也不如快车、专车强。这些都导致顺风车虽然能以共享经济、绿色环保之名表达其正义性，但本质从产品形态上更加模糊，如果不正确引导，以概率来看更容易成为罪恶滋生的土壤。 《财经》记者从滴滴内部人士方面了解到，在滴滴，顺风车单量并不突出，大概为200万单/天，而滴滴最新一次披露整个平台的日单量是2500万单——顺风车单量不到滴滴整体的十分之一。不过顺风车是滴滴一项稳健的业务，因为司机盈利诉求不强，平台不需要补贴，成本非常低，虽然抽成比例大约仅5%-8%（远低于快车的20%-25%），但是净利润率可观。一个未经滴滴官方核实的消息是，2017年，滴滴顺风车净利润为8亿元人民币。 “如果滴滴是免费的公益服务，可以说我做好事做出了坏事，很无辜，但滴滴是盈利行为。”上述人士说。滴滴虽不应承担全责，但也不能免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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